1941年,皖南事變給黨性教育敲響了警鐘

2018-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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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局部)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文獻中,黨性一詞在1941年之前很少出現,而在1941年之后成為熱門話題,原因就在于這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今天重讀這篇重要的歷史文獻,或許對于共產黨員為什么要增強黨性,以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增強黨性,能夠提供有益的借鑒與啟示。

《決定》對增強黨性作出了明確規定

1941年1月的皖南事變是抗戰時期國共關系問題上的一個嚴重事件。皖南事變爆發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開會議,研究事變后的局勢與對策,總結其中的歷史教訓。中央認為:“一切有個人英雄主義思想即是說黨性不純的同志,特別是軍隊的領導人員,必須深自省察。須知有槍在手的共產黨員,如果不服從中央領導與軍委指揮,不論其如何自以為是與有何等能力,結果總是要失敗的。”鑒于游擊戰爭環境的嚴峻性和復雜性以及皖南事變的嚴重后果,中央強調,“全黨特別是軍隊中干部與黨員的黨性教育與黨性學習,決不可輕視”。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全黨提出加強黨性教育的問題。

為增強全黨對于黨性問題的認識,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就此專題進行討論,并決定由王稼祥負責起草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王稼祥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的意見,同王若飛合作,寫出了決定的初稿。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并通過了王稼祥起草的《決定》。決定指出,黨內在黨性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在政治上自由行動。不請示中央或上級意見,不尊重中央及上級的決定;隨便發言,標新立異,以感想代替政策;獨斷獨行,或借故推脫;兩面態度,陽奉陰違,對黨隱瞞。

二是在組織上自成系統,自成局面。強調獨立活動,反對集中領導;本位主義;調不動人,目無組織,只有個人,實行家長統制;只要下面服從紀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輕視上級,超越直接領導機關去解決問題,多數決議可以不服從;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無原則,隨便提拔,隨便打擊;感情拉攏,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別活動。

三是在思想意識上發展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反對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一切從個人出發,一切都表現個人;個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個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風頭主義,不實事求是地了解具體情況,不嚴肅慎重地對待問題,鋪張求表面,不肯埋頭苦干,不與群眾真正密切聯系。

《決定》指出,為了糾正上述違反黨性的傾向,必須采取以下辦法:一是應當在黨內更加強調全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不允許任何黨員與任何地方黨部有標新立異、自成系統及對全國性問題任意對外發表主張的現象。二是更嚴格地檢查一切決議決定之執行,堅決肅清陽奉陰違的兩面性的現象。三是即時發現,即時糾正,不縱容錯誤繼續發展,對于屢說不改者,必須及時預防,加以紀律制裁。四是在全黨加強紀律的教育,嚴格遵守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基本原則。無論是普通黨員和干部黨員,都必須如此。五是用自我批評的武器和加強學習的方法,來改造自己使適合于黨與革命的需要;要提倡大公無私,忠實樸素,埋頭苦干,眼睛向下,實事求是,力戒驕傲,力戒膚淺的作風,改造把理論與實踐、學習與工作完全脫節的現象。六是從中央委員以至每個黨部的負責領導者,都必須參加支部組織,過一定的黨的組織生活,虛心聽取黨員群眾對于自己的批評,增強自己黨性的鍛煉。

任弼時對中共中央出臺這個決定的原因作報告進行了專門解釋

對于中共中央為何要作出這樣一個決定,1942年7月14日,任弼時在中共中央黨校作報告時專門就此作了解釋。

任弼時說,之所以把黨性鍛煉當作單獨的問題提出來,首先,是“我們的黨今天是處在與民族敵人進行殘酷斗爭的環境,是處在同日本戰爭的環境”,“黨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生活當中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中國共產黨已擁有50萬軍隊,在幾千萬人口的區域內建立了政權,在中國政治生活當中起很重要的決定作用。正因為如此,“民族敵人——日本法西斯,國民黨里面的反共頑固分子,漢奸和其他反動勢力,他們在今天比過去任何時候還要想出更多的辦法來分裂瓦解我們的黨”。因此,“黨比任何時候更加需要內部的統一團結,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動一致,更加需要鞏固我們自己,防止敵人利用各種機會和間隙來破壞我們黨的團結”。

其次,抗戰以來,中國共產黨迅速壯大,由原來的四五萬人發展到80萬人,其中75萬是新加入的,成分相當復雜。許多新黨員沒有經過嚴格的組織程序就加入進來,入黨之后又沒有及時接受黨內教育。同時,黨是處在比較分散的、長期的游擊戰爭的環境中,而且又是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小農經濟為主的社會里。對此,任弼時認為,“這樣的斗爭環境和這樣的社會存在的思想意識自然會反映到我們黨內來,使我們黨內容易產生不正確的思想”,所以今天更加需要通過增強黨性、克服不好的傾向來團結內部。

再次,“從我們黨的歷史上說,我們黨內還存有一些弱點,需要我們黨更加注意這些弱點”。任弼時這里所說的“弱點”,首先講到的便是張國燾“一直走到公開的反黨,公開的成立中央與我們中央對立起來,分裂黨的組織。這是很嚴重的反黨的行動,后來公開叛黨”。其次是“在抗日戰爭當中,某些黨部的同志對中央采取不尊重的態度,也可以說是采取對立的態度,沒有根據中央的政策、方針進行日常的工作。有的時候在有些重大的、帶有全國性的問題上,不先經過中央的同意和批準,就做了”。這里所指的顯然是抗戰初期王明及其領導的長江局。此外,“也有個別黨部,或者個別干部,對于帶有全國性的政治問題隨便地發表自己的意見,或者依據自己的估計決定黨的政策”。比如皖南事變以后,有人公開地說:馬日事變又來了,我們要自己建立中央政府,建立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政權。“這樣政治上帶全國性的問題,隨便發言,對黨是沒有益處的。這表現出我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還不能一致。”

任弼時的上述解釋,實際上已將中共中央出臺這個決定的原因解釋得十分清楚了。在后來的整風運動中,《決定》成為干部整風學習的必讀文件之一。

(作者為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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